位,连张角都知道支持甘陵王、安平王,欲行废立之事。
但这个问题绕不过一个障碍:少帝与今上谁更应该继位?
就像历史上的很多次辩论一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没法继续了。
为了避免在公开讨论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形,杨彪与贾诩、周忠一起商量了一个原则。
事例局限于本朝,止于孝灵,不涉及少帝与今上。
理由也很简单:董卓废立是意外,是武夫乱政的结果,不能作为常例。
虽然这个理由很牵强,却没有人反对,都接受了这个原则。
大家都清楚,要想讨论个结果出来,甚至解决问题,就不能不有所取舍。
在这个基础上,杨彪又明确了两点:一是以史为鉴,二是实事求是。
以史为鉴的意思,就是着眼于实践,不局限于应然,以免过于空泛、理想化。
简而言之,就是史重于经,要务实,不要空谈。
实事求是的意思,就是解放思想,不要有太多的顾忌,争取把事情说透,得失都摆在明处。
比如孝灵朝的历史,是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的,最适合用作分析的例子。如果处处顾忌,那就没法讨论了,等于放弃了一个最有可能说清楚的事例。
对于这一点,杨彪事先请示了刘协,得到了刘协的支持。
他一直在筹备孝灵帝纪的编撰事宜,积累了不少史实,正想听听大臣们的评价。
身为人子,就礼法而言,他本有避讳的义务,但……他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孝灵皇帝的儿子,也就没什么心理障碍,自然可以坦荡一些。
他甚至说,如果有必要,最近十多年的事也可以讨论,不必设限。
杨彪婉拒了。
天子可以大度,大臣不能不保持必要的尊敬。
前提和原则确定之后,讨论随即展开。三公及各府的掾吏先内部讨论,来上计的郡守和计吏们也参与发言,一时间热闹非凡。
很快,一批年富力壮,既有学识,又有施政实践的官员便成为意见领袖。
陈宫便是其中之一。
从建安三年起,他任九江太守,已经六年有余。
对他来说,这些年很是煎熬,却也逼着他思考了很多。
在此之前,他论事只看是否符合圣人教训、典籍要求,不太在乎是否可行。在他看来,正因为不可行,才更加珍贵。
圣贤岂是好做的?就是要为人所不能。
到任之后,他碰了一鼻子灰。
度田迟迟无法推动,倒是有很多人见他好说话,找上门来,要求补偿袁术的欠账。一开始,他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想做一个仁君,直到他发现越来越多的百姓不堪重负,开始逃亡,迁往毗邻的庐江。
就因为阎象在庐江推行度田的力度更大,而舒县周氏作为庐江第一世家又相对支持度田。
在少部分的人贪婪与大部分人的贫困面前,他意识到了天子坚决推行度田的良苦用心。
在韩遂奉诏监兖豫二州时,虽然九江并不在韩遂监领之列,他还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开始度田。一方面,他用西凉兵来威慑九江大族,压制他们的气焰;另一方面,他又用庐江推行度田的好处来激励百姓,求得百姓的支持。
这个办法看似诡诈,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拖了几年的度田,终于得以完成。九江今年上计的结果也终于好看了些,不再被庐江压得抬不起头来。
而迁往庐江的百姓也少了很多,甚至有人打算再迁回来。
做了这些事,当然会被人骂成酷吏,但陈宫却不怎么在意。
因为感激他的人更多。
有了这样的实践,陈宫对经和史之间的理解有了质的不同。
他提出一个观点,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春秋》是鲁国之史,根本不能用来指导今天的实践。
可取者,唯圣人爱人之心,也就是儒道的核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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