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对于袁世凯政府的不负责任感到非常的愤怒,他对于亲自上门前来传达这一决定的外交总长孙宝琦说道:“贵国政府如此行事,我国将不得不采取断然举措,关于山东战事问题将不再和贵国沟通,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贵国承担。”
在日本公使的面前,孙宝琦这位前清的山东巡抚,现在的民国外交总长,宛如是一个做错了事被老师责罚的小孩子,只是一味的唯唯诺诺,毫无半点反驳对方的意思。
日置益看着这样的支那官员,心中也不由大为生厌,以近乎驱赶债务人的羞辱方式,结束了这场让他充满了不快的谈话。送走了孙宝琦之后,日置益就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当前出现的变化。
外务省于欧战爆发之际将他派来中国,自然是因为他的对华强硬姿态还要过于小幡酉吉公使,加藤外相认为只有他才能更好的维护日本的在华利益。
不过此前都在南美地区担任大使的日置益,此次来到中国之后就发现,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态度和他印象中出现了一些区别。日清战争之后,中国人对于战胜了自己国家的日本不仅没有任何怨恨,反而出现了一股学习日本的风气,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是亲近日本的。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也正是因此而萌发。
但是日俄战争之后,一部分中国人的态度就开始有所转变了,他们虽然赞叹着黄种人首次战胜了白种人的胜利,但是在羡慕着日本极速开化的同时,也开始警惕日本对于中国领土、资源的野心。但是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对于日本人还是畏惧的,认为自己是不能单独抵抗日本入侵的,所以满世界的去寻找能够帮助自己的列强。
可是这一次他来到中国之后,日置益突然发觉除了北京政府的官员对日本的态度没什么变化之外,中下层的中国人对于日本人似乎已经失去了曾经的敬畏。
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和欧洲人相去不远,为了特意区分自己和中国人之间的差别,在华日本人都会显得格外的蛮横无礼,就连本国的外交官员都认为,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好感度急剧下降,和这些在华日本人的行为,特别是那些在华日本浪人的犯罪活动是分不开的。
只是日本政府中的一些官员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后起列强,在在华利益上的争夺已经弱于欧美列强,而以中国人欺软怕硬的懦弱本性,对待中国过于亲善,只会让中国人优先把利益交给更让他们感到恐惧的白种人手中。此外中国人又无反抗日本之武力和智力,因此对于中国人的观感不必过于忧虑。
但是现在的中国民众,在日本人面前已经不是那么的顺从了。根据日置益的调查,这正是辛亥革命之后发生的变化。因为日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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