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核心的三吴地区甩在了身后,这也是因为原本三吴之地开发便远远高于江州,如今江州后起发力,仍在奋力追赶。
所谓府库盈实,户有余粮。有了稳定的生存环境,又有大片荒田可供开垦,生民自然不惜体力,耕织勤勉,乐颂盛世。像是往年那种成群结队的流民风潮,已经渐渐绝迹于江东。
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增加政绩,但又没有众多的亡户可供招抚,难免要将主意打到那些山野之间的蛮夷之众身上。将那些人众驱赶出山野,教以耕织,编户入籍。
久乱之后,生民更知和平稳定的可贵,对于各种纷乱事迹更是深恶痛绝。即便是乡境之内有豪强不忿王法越来越严谨苛刻,损害他们乡资众多,但也根本就煽动不起来民乱。
即便是偶有此类纷乱发生,甚至不待朝廷反应过来、调集兵众平叛,便不乏乡人直接将这些作乱乡豪检举扑杀。倒不是因为这些乡民更加的恭谨知礼,只是担心这些乡豪将他们久盼之下、来之不易的安稳生活打破。
如是一种局面,即便是台城内有人不甘寂寞、想要以匡扶朝纲大义之名来振奋皇权威严,加强中枢权威而与洛阳行台角力,也根本就乏人相应。
这一类的人事暂且不论忠奸如何,最起码的一点他们连皇帝那一关都过不了。
洛阳行台创建最初一两年的时间里,不是没有人上书,谏言沈大将军势位过甚,强枝凌干,特别吴人出身的体格,未必能够获得北方时流的拥戴,建议朝廷还是需要再选任侨门贤才共领北伐事务。
这一类的谏言且不论意图所在,最起码一点现实的障碍就做不到,那就是江东政变后,几家侨门深涉其中,但凡稍具才力者几乎无有幸免,也根本就挑不出来能够与沈大将军共同分担北伐事务的人选来。
而这其中还有最重要一点,那就是皇帝的表态:“朕与梁公,私情以论,亲戚手足。在公而言,朕非厚德之主,屡有兵祸干阙,梁公数扶鼎业危亡动荡,擎国器于尘埃。古来贤臣,未过此数。
当世之内,人臣之贤无过中兴诸人,朕之德力亦远逊先帝。先帝择梁公于微末,嘉赏重托,遂使社稷兴复达于中兴群贤难及之功。事实俱在,无由人非。朕非刚愎之主,亦难忍此类以谏言奸之论!”
就连皇帝都如此旗帜鲜明的表示对梁公的支持,甚至不惜搬出肃祖,群臣即便还有什么遐思异议,便也都不敢搬在明面上去宣说讨论。
只是私下里仍然不乏人作忧国忧民状,叹息此世本就不是王道昌盛的世道,此前便数有权臣凌越君主权威之上,到如今梁公沈维周更是加倍,恃亲恃恩恃功恃众恃才恃望,本身便已经达到历代权臣都没有达到的地步,如今皇帝又晦于见识,强阻言路。
日后即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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