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起来的亲信部将,或是类似陶臻这种亲宗臂助,尚未喧闹得人尽皆知便被众将汇报给了陶侃。
陶侃得知之后自是大怒,他这些蠢物儿子们,个顶个的不让他省心。即便是他有此类想法,那也应该徐徐阴图,试探人意之后再作打算,这样直接找上门去问到当面,那么是让人答应还是不答应?摆明了就是在逼人要与陶家划清界线!
后续襄阳战场上,之所以没能集结众力打出一场类似淮南那种震惊世人的决战,其实也有着这方面的原因。众将或有忌惮,或有猜疑,宁肯各自为战,都不愿集结起来,唯恐被夺部曲人众,成为陶家诸子内斗争位的牺牲品。
儿子多了未必是福,尤其不成器的也多,对于那几个特别过分的儿子,陶侃恨不能收而杀之!如今这个形势,就算他此前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众将已生离合之心,尤其一些反对者警觉已生,私下不乏勾连,已经不可再谋。像这样的旧日中伤谣言再次喧嚣尘上,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所以,为了能够平息众愿,表明自己的态度,襄阳战后不久,陶侃膝下诸子凡在镇中任职者,俱都被去职不用,全都弄巧成拙。
“儿辈俱是豚犬庸才,实在是难堪重用。家势未来若想安稳以继,还要多多仰仗彦遐看顾。”
陶侃讲起这话,心内颇多感慨,对于陶臻的才能和眼光,他是十分的信任。要知道他能有如今的名位,也是多亏了陶臻的帮忙。
陶家在东吴年代不入世族,中朝之后则更加式微。陶侃早年虽然也在注意结好名流,但其实收效甚微。他人生真正迎来转机,已是年过四十之后,当时中朝名臣刘弘坐镇荆州,恰逢义阳蛮族张昌作乱,陶侃被刘弘招至麾下,才终于得以领兵作战,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并且在其后的陈敏作乱中,得以出任举足轻重的江夏相。
然而好景不长,过了没多久,陶侃的恩主刘弘便去世,而陶侃也因丧母而不得不离职服丧。等到他再次出山时,局势已经发生大变,当时琅琊王司马睿已经南渡,且与时任江州刺史的华轶不乏矛盾。
陶侃当时被华轶举用,然而他的侄子陶臻却认为华轶势不能久,背着陶侃私下里投靠了琅琊王司马睿,逼得陶侃不得不与华轶划清界线。事实证明,陶臻的选择是对的,假使当时没有陶臻私自决定,陶侃或许已经要给华轶陪葬,更不可能获得如今的权势名位!
陶侃自知家事如何,他以寒素身登高位,虽然过去这些年也不乏提携施恩,在镇中颇具人望,但是得罪的人也不少。一旦权位不在,极有可能会遭到打击报复,尤其诸子俱都顽劣,一个个不知忧为何物,他在世时尚可有旧情庇护,可是一旦不在了,很有可能便祸不远矣。
儿子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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