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
扬子的‘利’,乃‘自私’,如果人人都利己完全不利他,才能利天下。
孟子批评墨子扬子都不是‘中用’之道,而是执一之道。执一之道是贼也,举一而废百。
孟子所云的‘义’和墨子所云的‘义’不同。
孟子之‘义’乃‘中用’之道,兼顾利己利他。但中用之道不是折中和调和,如何中用?必由【诚】出发,那就是‘仁义’。
什么是‘仁义’?
仁义就是‘大利’,‘远利’,而梁惠王有何‘利’吾国的所言的‘利’是‘短利’,‘近利’。
短‘利’,近‘利’人人都会,地上有一百块,你不用教谁都懂得捡起来。
但因为捡这一百块,若被东家或让失主看到了,那么利则为害。或者二者都没有,从此滋生了不劳而获,守株待兔的思想,这都是害。
人之所以染上赌瘾,都是从一开始赌博赢钱开始的。
所以孟子的‘仁义’是劝梁惠王舍‘近利’逐‘远利’,只有‘仁义’才是‘远利’,不要舍大取小。
这才是孟子符合易经‘趋利避害’的地方。
通过利他来达到利己,这是儒家的‘义’,而后世的朱熹看别人不明白,于是急了赶紧悄悄声补了一句‘不求利无不自利’。
如果说孔子定义了什么是‘仁’,那么孟子定义了什么是‘义’。
墨子牺牲自己,奉献他人的‘义’,非常地崇高非常的伟大,但大部分人做不到。而孟子的‘义’,才是兼顾‘利义’的中用之道。
易经的‘趋利避害’之道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只是后世儒者将‘义’和‘利’片面地对立起来。
因此章越给王安石上书孟子也讲‘利’。
王安石看章越之书心底大大认同,司马光抨击自己‘头会箕敛’,违反了‘孟子之志’。
王安石反击道:“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害,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后来王安石又与曾公亮说‘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曲防遏汆,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孳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章越用易经‘趋利避害’,‘孟子‘言利’实质上的支持了王安石,也表明日后若他主政的【国事】上于此不变。
信在这里章越只写了一半,下面说了为何‘仁义’之不行。
老子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庄子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老子和庄子对儒家这一套‘仁义’都不感兴趣,甚至嗤之以鼻。
是老子庄子错了?还是孔子孟子错了?
说到做到不是一回事。你要达到‘仁义’的目的,不能用‘仁义’的名义来提倡。
否则越提倡‘仁义’,世道就越虚伪。提倡什么,什么就衰弱。你一用力就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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