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开宝年后,东京每年由外部输入的各类粮食物资,基本稳定在七百万石左右,即便有所浮动,变化也不大。早年的时候,刘皇帝深受缺粮之苦,因此养成了储粮的习惯。
而在整个京畿地区,在那些分布于诸渡口、交通要衢的大小仓库,朝廷始终维持着约两千万石的粮食储备。这个数量不算少,至少可满足京畿百姓三年之用,而事实上要更久。
按照当初刘皇帝的打算,是要求储存至少十年国用,也一度按着这个目标在做,只是后来发现,管理成本有些高昂,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下来,同时,每年还从官仓中划拨粮食投入市面,以做更新。
因此,以朝廷手中掌握的资源,即便粮价再高,都能够随时平抑调节,也是此前一直坐视粮价上涨的底气所在。
从四月开始,仅在东京,朝廷分批次,先后往市面上投放了两百万石米、粟、麦等粮食物资。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在东京士民头上飘飞了数月的粮价顿时被打压下来,如水银泻地一般,半个月内,由六十文降低到三十一文。
只是,在朝廷有意的控制下,便再也降不下去了,显然,三十文就是朝廷认为比较合适的粮价。对于绝大部分东京百姓而言,这仍旧是一个不低的价格,毕竟与最初相比,也涨了接近一倍,但与六十文一对比,似乎又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
但不论如何,在朝廷主动出手平抑后,东京民情民困,终是得到了缓解。大汉的百姓,不论市井百姓,还是乡野小民,从来都是温驯的,也容易期盼收割,只要还能过得下去,就能得过且过,只要不把他们逼到绝境,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在这场粮价疯涨的浪潮中,受苦的自然是以两京士民为代表的百姓,但对全天下的农民来说,却不啻于一场福音,至少,在过去的半年时间中,同样的粮食能够换取更多的钱财。在这个前提下,他们的日子也确实能够得到改善,填补税收的粮食减少了,用于生计的自然就多了。
然而,在这股风潮之中,攫取了绝大部分利益的,显然不可能是农民,而是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官僚、商贾这样的剥削阶级。
至少,那些从事粮食贸易、运输以及相关产业的商人,是饱食一顿,赚得盆满钵满。过去的二十年,大汉商贸日益发达,但商贾的地位,却没有本质上的提升,再加上朝廷时不时地收割压榨一波,也让许多商人在苦心牟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多添几分小心。
当然,这部分指的主要是那些声名在外、腰缠万贯大商贾,一般的小商小贩都引起不了注意。而不论大小商贾,在有些行当,极其注意自己的商誉与行为。
尤其是粮食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意,很少敢乱来的,毕竟,朝廷上上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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