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宁案就像一个支出水面的线头,不用力往上拽,永远不知水面下究竟牵扯着多少人与事。经过数日的发酵,有所牵涉的西京权贵们对于康宁案的态度,也都逐渐显露出来了。
大部分人多少是要过问一下的大部分人也都能稳得住,他们是不怎么信康宁能有多严重,又能如何牵连到他们。当然,这是对那些牵扯不深的权贵而言。
而有些人则不然,做贼总是心虚的,自审自量,都难以真正稳坐钓鱼台,能够坐望局面发展,容后而动,都是心态沉稳的了,坐不住的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察问干预了。
当然,众生百态,也少不了像国舅李业那般,视风险为机会,视危机为良机,暗地里蠢蠢欲动、磨刀霍霍之人,可是一点不少,尤其在李业的亲自邀请串连之下,动心者就更多了。
因此,往大理寺打招呼、探听情况的人明显多了,而目的也明显不尽相同,这也让大理寺少卿向敏中更加迷惑了。尤其是,当有御史明奏弹劾,责他审案不尽力,怀有私心。这样的指责,让向敏中既惊且怒,同时对留康宁案的迷茫与焦虑也加深了,更加谨慎保守,不敢贸然动作,将下面职官们想法压制得死死的,一切唯上命是从
阳邑侯府坐落在北城,在西京内城的东北域,阳邑侯张永德则是一等侯爵,几十年过去,大部分功勋老将不是凋零,就是退居幕后,但总有少部分人依旧坚持在岗,处在军政权力的中心位置,张永德便是其中之一,时任侍卫司都指挥使。
夜幕降临,侯府也进入了一种宁谧而安详的氛围中,刚与家人用过晚餐,享受了一番天伦之乐,张永德照常回书房,准备读读书,看看一些重要消息情报,还未进入状态,便有仆人来报,谷阳伯来了。
谷阳伯乃是已故邢国公的外甥李重进,同样与郭家关系亲厚,但比起张永德一生的顺风顺水,李重进的际遇要明显坎坷曲折些,说他命途多舛或有些过,仕途多难却是勋贵之中公认的。
若是李重进本身不堪也就罢了,但偏偏不是。李重进虽有些性格缺陷,意气多发,冲动易怒,但他为人努力,做事认真,打仗也勇猛,对朝廷也一向忠诚,早年也立过不少功劳,又有郭家势力影响,提升并不慢,至少在早期不比张永德的升迁慢。
但是,每到升职的关键时刻,李重进总会出现些问题,或是自己捅了篓子,比如淮南之战中的杀俘行为,或者就是干脆打了败仗。
最典型的一次,便是乾祐北伐之时,与史延德两个人立功心切,贸然追击,狂飙急进,结果中了辽军埋伏,损了朝廷几千禁军精骑,教训之惨痛,使李重进成为乾祐北伐后少数不升反贬的高级军官,这对心中始终有股傲气的李重进而言,实在是个不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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