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内部的各项斗争几乎都没有停止过,君臣之间,臣臣之间,贵庶之间,皆是如此。而中秋之夜那场盛大的节庆,也好似只是一场暂停休息,让各方养精蓄锐,寻机筹谋,以备展开下一次的对抗。
这不,中秋节刚过三日,洛阳空气中的烟火气还未彻底消散,各处的花灯彩绸也还鲜亮,又是十余封奏章呈至皇帝刘旸御案上了。
这是一些刘旸不得不重视的本章,其中,有奏本,有谏章,有弹劾,有密报,而不管是以何种形式送呈,都与大汉仍在进展中税制改革有关。
若从当初赵普复拜宰相,主持国政,正式推进税制改革开始算起,至今,已是第七年头了。
任何一项改革,在中央朝廷强势的推动下,七年的时间,也足以产生一些结果了,不管是成果也好,恶果也罢。
可以肯定地说,到雍熙元年秋,大汉的税改已经彻底铺开,土地清丈量的成果就是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边鄙如高昌道,也把最新的土地清丈数据汇报上来了,当然这只是象征性,表示一下对中枢权威的尊重。
对于地广人稀的高昌道而言,土地、草场数据什么的,都没有多少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才是其治政的核心问题,包括财税也是一般。
有别于大汉内地道州,经过税改前两三年的探索,朝廷也适时地对北方诸边道州的税政进行了调整,放弃了最初以草场划分作为纳税依据的做法,经过实践,那种做法完全不靠谱,也几乎不具备可行性。
因此,对于边地,尤其是以游牧为主的部族,朝廷最终决定还是按人头来收税。甚至于,对那种完全破坏部族体系,“分地到户”的想当然政策也调整了。
到开宝二十七年的时候,朝廷对于高昌、河西、榆林、山阳、燕北诸道税收,基本恢复到了按部落人口征收牛羊马驼。当然,新的部与落,则是在朝廷户籍制度下重新组织形成的,至少早年那种完全由氏族维系的部族形式,转变成如今的杂胡杂聚。
这是经过朝廷总结之后得出的结论,对于从事游牧生产的胡汉臣民,还是得维持一定的组织规模,设部长、落长进行管理、组织生产、并缴税,这也是便于朝廷统治管理的。
北方因地制宜,南边也是如此,尤其是广大西南地区,旁的不提,土司制的特殊,本就意味着税制上该有所针对性。
所幸,由于朝廷在税改事务上步调一直很稳,还没来得及在西南展开,便及时调整。
对西南道州,朝廷给出的方案则要更为简单,直接从各地土司那里收取一定的贡赋,至于土司们如何对治下的山民、蛮民如何管理、压榨,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也不怕闹出乱子,以朝廷的力量,足以弹压不服的乱民、蛮民了,并且这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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