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星沿途当然并没有动用驿传,他无力,当然更无心用国家的公器来使自己的旅途更舒服一些。此次回乡,可以说是他自己找的,对张居正政见的不赞同,是他毅然上疏再辞官的原动力。
张居正的很多革新,他认为本质是好的,而且比王安石在宋神宗年间的变法要更成功一些……毫无疑问,大到条鞭法和丁役折银,还有清理田亩,都是帝王才能为之的大事业,一般的大臣根本无能为力,张居正做到了,石星深深拜服。
而边境之安,府库之充实,也是嘉靖和隆庆年间没法比的,中兴之气象,就在于此。
至于小到驿传之类的士大夫眼中的小节,张居正也是久抓不放,并不曾松懈过。
论起这些事迹,石星也是深深佩服,知道张居正乃大明第一贤相。
但盛世尚有隐忧,何况这所谓的“中兴”呢?
石星所诟病的,就是张居正的考成法在内的诸法,虽有遏止勋贵之用,但考成法下,最受盘苛压榨之苦的,还是那些升斗小民。
官绅大户,总有办法将危机转嫁,而地方官深知张居正等在朝中枢大佬的喜好,拼命逼压,以求完粮完税,原本地方上七成左右就可完税,现在非得到九成不可,这其中固然是大户士绅之家也略有损伤,但伤筋动骨的,还是那些最为普通的小民。
考成法下,官吏以此法为最重要之事,只求完成任务,催科之下,不知道是有多少血泪藏于其中。
其余诸法,也是因人成事,石星不觉得张居正以私人为大吏,书信为法度的办法可以维持多久,无非还是人亡政息。
这些想法,他与惟功坦率的谈过,也与其余的同僚谈起过,但大多的人还是以现在政治比早年清明,刑狱比以前公平,驿传复苏,府库充盈来反驳于他,而石星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将郁闷深藏于心,只是公然表示与江陵相国政见完全不同,得了一个拗书生的评价,官场的前途,就是更加黯淡了。
只有张惟功在与他交谈时,惊异于石星的想法,也是对张居正近年权势越来越大,令行禁止,无有约束隐约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若非如此,石星这种耿介的脾气,惟功想与他接近结交,也还真是不可能的事情呢。
在朝在野,与石星相同或不同,理由不一,但大体多是张居正的独断专行和带来的副面作用使不少人头脑更加清醒,这些人虽然并没有强大的势力,但潜伏于朝野之间,在张居正死后,在几个有心人的带领之下,还有万历的报复心之下,终于将张居正的改革不分良莠,冲击洗涮的干干净净,这是历史的悲剧,而身处其中的人,在大潮到来的时候,其实倒是无能为力,只能随波逐流了。
“我是可以安然回乡,再无隐忧,江陵虽然心胸越来越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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