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瑞年此时道:“这异地存兑业务,我感觉有一点象唐时的飞票,未知对否?”
“嗯,老唐说的对。”惟功亲自答道:“可见不管什么新奇花样,其实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
这话说的谐趣,众人都笑将起来。
唐时天下的中心在长安,不论是淮扬特产还是蜀中的蜀锦,大宗货物,肯定会集长安,不论是去买或是卖,携带大量的现钱都是很困难的事,特别是唐时还没有把金银当成流通货币,唐初的货币单位是铜钱和绢,中唐之后出现银钱交易,不过只是小宗,更多的还是以铜钱为主。一直到宋,也是以铜币为最重要的计量单位,大宗的货品交易,都是以“贯”来计算。
一贯钱平均是千钱,价值也就一两左右的白银,铜钱做为货币单位对农民是好事,交税容易,流通方便,手中可以一直持有,不象白银,在持有使用的过程中不停的夹剪损耗,银本位有利于商人和大士绅,也方便了朝廷,毕竟明季的铜矿采量连宋时的零头亦不如,朝廷省事省钱,也省得管制大量的矿工,以明季的管理水平,怕是要真如宋人那样采矿,矿工造反,怕是真的会此起彼伏了。
唐人以铜钱为主要的交易货币,带来的问题就是运输不易。明季千两白银购买力就足够做一笔大买卖,携带上京,不过百来斤重,一辆独轮车就推的如飞而走,一头毛驴也尽够了。唐人却得千贯以上铜钱,不说重量,光是体积算算就吓死人了,如一座小钱山一般,光驴马就得好多头才运的动,费用自然也就高涨上去了。
所谓穷则思变,唐时的飞票制度,便是应运而生。
各地大商人和藩镇将货物运至京城后发卖,然后将铜钱放在各道于京师的进奏院之中,不仅是进奏院,还有各军使及大商号的分号等,取半联飞钱票,回到各道之后,凭半联票与各道的分院分号验票,然后凭票取钱。
这样,省得携带大量铜钱奔波于途,不仅省了耗费,更要紧的便是安全了。
以中唐之后四处攻伐,山贼马匪到处都是的治安情形,如果携带大量铜钱到处奔走,就象是婴儿于闹市持黄金而行,想叫人不惦记也难。
而大明立国后先以实物贸易为主,后来元气渐复,改为金银,后又发行宝钞,所以这种飞票制度,一直没有施行。
一直到明末时才有雏形出现,到了清季康乾年间,山西票号才焕发光彩,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票号开始壮大,到有“日升昌”这样的拥资千万的大票号时已经是清末,票号发展到了极致,但等外国资本顺利进入,正统银行业开办起来,股本更为雄厚,经营更为灵活,发展更为快捷,同时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发行钞票,种种特权之下,将山西票号打的节节败退,到民国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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