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为4%。德国的普及义务教育程度,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德国所招新兵文盲率从%(1875年)降至%(1895年),到1910年时只有%,以至于1899年,德国舰队访问西班牙时,当地人惊讶于德国水手们个个都能阅读懂他们收到的邮件。
普鲁士的崛起几乎与国家干涉义务教育同步,不是巧合。腓特烈•威廉一世颁布法令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使义务教育成为国家的事务,而非教会和地方事务。
“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办亡国。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
这是腓特烈•威廉三世留给后世的名言。
“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要在教育与科学的世界中取得领先地位。”
这是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家,沙恩霍斯特将军所说。
19世纪初,德国国家主义之父费希特在法国占领军的严密监视下,发表了一系列告德国民众的演讲,大谈国家以普及教育为第一要义的重要性。他把对德意志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上,他畅想到:
“从现在起到二十五年后,社会上就不会再有穷苦无依的人,也不会再有流氓和犯罪分子。国家也无须再支出大量经费去建立独立的军队;因为所有人民都是为保卫祖国而生,为保卫祖国而学;国家有了这样的人民武装力量,必将无敌于世界!”
这便是德意志的精髓:只有非同一般的国民,才是德意志强大的根本。
而这样强大的国民,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长期以往的教育结果。
普鲁士时期,为确保义务教育的有效实行,腓特烈•威廉一世父子接连颁布多条法规,但效果差强人意,而经济贫困则是首因。父母不愿让孩子去上6至8年的小学,白白把劳动力送走。很多入学的孩子也只是在农闲时到校学习。学校规章中关于上课时间的规定都无法真正实行,遑论按规章去征收缺课罚金。
自王泰在河南创立义务教育一开始,他就面临严重的师资质量和数量问题,严重缺乏有学识、受过教育的教师。没有受过严格的师范训练的教师们,或者是那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儒士们,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是王泰心目中的合格教师。
“关中学堂”和“中原学堂”的师资培训机构的相继成立,使得师资力量的奇缺,渐渐得到了解决。一批批新的教师走入河南的各所学堂。也幸好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大量的葡萄牙传教士授业解惑,才能解决目前的师资力量培训问题。
这也让王泰莫名地振奋,持续的努力,也让学堂的问题一一迎刃而解,走上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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