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细化,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而官员的文武之分,在社会早期是不明显的,上马为将,下马治国是常态。
到了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之际,文臣武将有了较为明显的区别,蔺相如与廉颇的将相和,汉初三杰的一文一武一谋士等等,文官做文官的事,武将带武将的兵。
然而这一时期,朝堂上文武之分还没有彻底形成,也没有产生一种明显的对立。大将军何进统领天下兵马,却又能参与到政事之中,这在后世朝代是很少见的现象。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文臣武将之间的区分会越来越明显,全才会越来越少,专精一方的人才,在另一方面必然会有所欠缺。文武之间的对立,也将取代如今这种集团的对立,成为封建朝堂争斗的一种主流。
而自宋以后,文官彻底压倒武将的情况占据了大多数,甚至在大明朝,当兵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种政局模式虽然对国家的稳定有着极其积极地意义,但却并不利于国家军事实力的提升。汉唐重军功,宋明看科举,虽然说的笼统,但两大时期政坛的区别却也正是有着如此明显的区别。
虽然不喜宋明重文抑武的极端,但文武之间彻底的平衡也是很难实现的。大军之要首在粮草,而既然粮草受制于文官,武将在文官面前就很难挺起腰板说话。
再加上武将的不稳定性因素太多,皇帝大多数时候也是偏向于倚重文官,毕竟承平之世多,危亡之时少,若是让武将在朝堂上坐大了,并不利于社会稳定。
结合后世的经验,李澈对此也只是提出了一个设想,设立军机堂,与政事堂平级,互不统属。设四镇四征将军,再加一位大将军组成军机堂成员,地位与宰相平齐。
皇帝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是军队最高统帅;军机堂日常事务则由大将军来负责。
天下兵马遥归四镇将军统属,战时再临时任命四征将军领军出征,如初唐府兵制一般,但此时李澈还在犹豫,究竟是否要把屯田制转为均田制,进而彻底实行府兵。
府兵制最大的作用在于形成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情况,防止形成军头势力,也能减少朝廷的负担。这事实上与此时汉朝的军制是有冲突的,汉军以募兵为主力,京师禁军作为天子亲军,便如周王朝的天子六率一般。而地方上招募的郡卒,很多时候都会成为某位将校的私人部曲。更别说汉王朝官制是允许将军以及别部司马等军官自行招募从属。
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乱世,将校带着私人部曲行军打仗,战后缴获除了上交一部分给自家主君外,其余尽数归他,是分给士卒,还是招募兵马,还是自己享受,都随将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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